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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明白教師三大職責 才能清楚教育的基本問題
作者:admin  編輯:admin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更新時間:2017-12-14 19:47:51  【字體:

 只有明白教師的3大職責,才能清楚教育的基本問題

2017-12-14 魏勇 深圳師者情懷



精彩導讀
教育的本質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教育不能把孩子教傻,不能夠把孩子變得狹隘,而是應該是讓他變得更有智慧、更加開放,我覺得這是對教育本質的一個起碼的思考。

人物介紹
魏勇:北京市十一學校歷史特級教師。
怎么上課學生才喜歡

就我而言,24年的教學經歷,我覺得我一直圍繞著的就是這個主題,它可能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對于這個問題,可能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很多辦法。
 
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對課堂有一個好的、正確的認識。我們得從原點出發,去思考一些有關教育的基本問題,只有把這些問題想清楚了,才可能把課程上得很順,讓自己舒服,也讓學生舒服。

教育的本質究竟是什么?

事實上,人類和其他的物種相比較而言,有一個獨特的優勢:就是人類能夠通過教育來分享生存智慧,使得智慧不斷地累積,越來越強大,從直到在萬物當中脫穎而出,成為萬物的主宰。
 
所以,不管你秉持著什么教育理念、什么理論,有一點是必須認識到的,那就是教育不能把孩子教傻,不能夠把孩子變得狹隘,而是應該是讓他變得更有智慧、更加開放,我覺得這是對教育本質的一個起碼的思考。
 
有兩本教育書籍對我影響很大。第一本是《給教師的建議》,那是我剛剛入職的時候讀的,它讓我明白了什么是好的教師。
 
第二本書,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學會生存》,這本書讓我明白了什么是好的教育。這本書讓我非常地震撼。
 
比如這一段:
 
“教師的職責已經越來越少地傳遞知識,而越來越多地激勵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職能以外,他將越來越成為一位顧問,一位交換意見的參與者,一位幫助發現矛盾論點而不是拿出現成真理的人。他必須集中更多精力和時間,從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創造性的活動,比如互相影響,討論、激勵、了解、鼓舞!
 
這個觀點,當時可以說是在我心里掀起了波瀾,我覺得這才是我喜歡的教師的角色。但是在當時,我所在的學校不允許我去實踐這么一種理念。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們做應試教育,已經做到了讓今天的我覺得很羞愧的程度。
 
比如,當時我班上有個女同學,是北大的苗子,為了萬無一失,我們希望她以最好的狀態去迎接高考。但是這個女生情緒波動很大。而根據我們女老師的調查,發現她的情緒受生理周期的影響比較大。
 
于是我們就達成了一個方案,讓一位女老師去摸底,看看她的周期是否和高考那幾天重疊,如果有重疊,要采取醫學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就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當中,我讀到了這樣的書,覺得反差實在是太大了。我特別渴望這樣一種教育理想能夠被實踐,但是也知道不現實。
 
這本書里還有一段話:
 
“在學校里,以紀律、努力競爭為基礎的學習,往往比不上那些比較輕松活潑而非強制的教育青年與成人的方式!
 
關于這一點,我教了很多年書,早就有這個體會。
 
前不久我看一篇報道,講上海的中學生數學學習測試的成績,超過了美國和其他很多發達國家,似乎顯示出中國的基礎教育做得不錯。但是,美國的一個教育官員很犀利地說,“中國中學生的數學優勢止步于高中。往后你們就沒戲了!”
 
為什么?是不是和我們這種學習的生態,和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以為是正確的這種教育觀有關系呢?
 
我想,這值得我們大家反思。正因為這本書對教育的本質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所以它提出的這些觀念、觀點,才能夠切合人的發展。我感覺,這個源頭不想清楚,我們的教育就會出問題。

每個學科的目的是什么

文究竟要教學生什么?歷史要教學生什么?每個學科要有每個學科的反省。就我們的歷史學科來說,歷史上一直強調其借鑒功能和目的——以史為鑒。
 
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對學科目的的思考,我才對這個學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我看來,所有的歷史教材上的這些內容,無非都是一個個的案例,而教師的職責,就是要和學生一道,通過分析這些案例,提煉出歷史的學科思想、學科思維,令學生養成一種批判性的思考習慣。
 
所以,我的每一堂課,都是為了達成這樣一個目的,不同之處只在于素材而已。學生,可能最后都會忘掉這些素材,忘掉秦始皇什么時候統一了中國,忘掉戰爭爆發是哪一年,但是他可能會沉淀下一種思維方式。

哲學觀

哲學觀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教育觀和課堂觀。具體而言,就是教師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其實會影響到其教學方式。
 
如果一個老師認為世界是可知的,人類是可以認識、征服并改造這個世界的,那么他就會傾向于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絕對的真理,會傾向于在教室里展現他的教師霸權。這是很糟糕的。
 
事實上,從終級意義上和根本意義上來說,所有已知的東西,都只是相對可知、不斷更替的。人類太渺小了,這個世界就算到了人類毀滅那一天,很多神奇事情還是我們所不知道的。
 
所謂科學的進步,全都是不斷地推翻以前的相對真理,然后再拋出一個新的相對真理。
 
如果我們有了這樣一種哲學觀,那么我們可能更會傾向于在課堂上謹慎一點,不會再有真理在握的狂傲。這時候的課堂,就會是探求式的,是“你可能對、我可能錯”的。因為我們誰都不掌握絕對真理,我們都是在路上的一群孩子,無非老師是大孩子而已。
 
以上這些,都是從教育原點出發,來探討這個課堂的幾個問題。梳理清這幾個問題后,我們可以回到這個具體的主題上來——如何讓學生喜歡自己的課堂。
 
我認為,若要讓學生喜歡課堂,講課的內容應該是盡可能地將書本知識和學生的經驗建立起聯系。我們做老師的常常評價學生說,“這孩子聰明是聰明,就是不用在正道上!
 
其實,這恰恰反映了我們的教學有問題:我們的教學方式不能夠把學生在現實生活當中的經驗和智慧與書本聯系起來。
 
學生的聰明勁之所以用不到學習上,因為教師教學的是另外一套規則,跟他的聰明才智不搭界,所以他就不會感興趣,也不會很用心。
 
對于這一點,我認為是所有學科教師都可以反思和改進的,就是一定要盡可能多地在書本世界和學生的經驗世界當中發現橋梁。
 
比如,一次,我給學生講工業革命。課上要探討一個問題,就是那么多歐洲國家,為什么單單是在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英國,和法國意大利相比,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按照這個思路來上這堂課,結果效果很不好,學生不“來勁”。
 
這堂課結束之后的午飯時間,我開始思考:這課肯定有問題,問題出在哪里了?想著想著,我就明白了。原來學生的想法是:我是一個生活在21世紀、使用iPone5S的學生,我為什么要去了解三百多年前蒸汽機是怎么發明的、為什么被發明,這跟我有什么關系呢?
 
所以,當天下午,我給另一個班還講這堂課,便調整了一下提問。我是這樣問的:“都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將成為21世紀的領導者。如果這個國家是一個時代的領導者,那它應該有足夠的實力。我們看世界上這些曾經的領導者們——英國、美國,他們都曾發生過技術革命。那么,在我們中國,有沒有可能在21世紀發生第四次技術革命?”
 
學生們一聽,就有興趣了,開始七嘴八舌地瞎議論。我說,你們這樣議論不著邊際。要看中國有沒有可能發生技術革命,我們首先要看發生技術革命的條件有哪些。所以讓我們先來了解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它為樣本,來思考21世紀中國有沒有可能發生工業革命。如果可能,理由是什么?如果不可能,我們還缺什么?
 
這樣,一個下午的課就圓滿成功了。所以,我認為這也是每一個學科、每一個老師都要想的一個基本問題——所教內容和學生的實際生活是否有聯系。
 
若要讓學生喜愛自己的課堂,教師還要力爭每節課都帶給學生驚喜。這是我本人在學生時代的體會。
 
那時候,我就特別希望老師能夠在課程上給我意外的收獲,能夠讓我豁然開朗。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的課堂,能夠有這樣的禮物送給學生,才能體現出對學生最大的尊重。

教師必須總想著不同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很難。我個人覺得,要做到這一點,首要因素是教師的個性——他必須總是想著與眾不同。
 
我發現,不論是我的教師朋友,還是那些全國名師,包括其他行業的領導者,只要但凡有成就的人,內心都有這樣一種沖動——我要做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他們不會滿足于勉強應付手頭的工作。這對于個人成長而言,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不管一個人的學歷起點多高,哪怕是北大的博士,如果沒有這個突破的意識,那么他過了十年二十年,也會歸于平庸;反之,一個三流大學的一個本科生,只要你始終保持這樣的沖動,也一定會在這個行業里邊做出成績來。
 
我確信這一點,這種“與眾不同”的沖動至關重要,各行各業都是如此。如馬云、任正非、史玉柱,如果細心聽他們在的談話節目里所說的,你就會發現他的話語間,其實就是散發出這樣一種價值觀——不接受平庸。
 
像我的一位教師朋友,他就是“無亮點不上課”——如果這一節課沒有備出來什么亮點,絕不上課,只要上了課就一定要有亮點。
 
當然我知道這很難做到,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盡量去追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樣才能不斷進步。
 
學生會喜歡什么樣的課呢?他們會喜歡有侵略性的課。所謂侵略性,就是教師講課的一種震撼和力量,這種震撼和力量有的時候甚至能讓學生“傻”上半天。這既可以體現在講課的方式上,也可以體現在內容上。
 
有一次我上課,講美國獨立戰爭,恰好,來聽課的人既有美國的老師,也有英國的老師。于是,我就想到,要讓英美兩方的老師都談談對這場戰爭的看法。
 
美國人認為,獨立戰爭是正義的,華盛頓是英雄;而英國傳統的歷史觀是,獨立戰爭是分裂戰爭,華盛頓是叛亂首領,直到今天的歷史教科書里也是這么寫的。
 
于是,我在課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然后把英國和美國雙方制作的相關歷史紀錄片都播放了一下。當時,課堂一下就熱鬧了。結果,學生還沒有來得及發言,下面的外國老師先舉手了。
 
英國老師說,他覺得美國的內戰,就是華盛頓打著自由平等的旗幟發動的一場分裂戰爭。在勝利之后,他們并沒有解放黑人奴隸,華盛頓本人就是最大的奴隸主;而英國早在兩百多年前就解放奴隸了,你憑什么說你是自由平等的?
 
然后,我讓美國老師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結果那兩個美國老師說,我們同意他的看法。由此見得,老外是比較豁達的,在這個問題上,相比于民族情結,他更在乎的是事實和證據。這也正是我們的歷史課堂上,所推崇的一種正確的態度。
 
若要讓學生喜愛自己的課堂,教師一定要有好的問題。一個好的問題,一下就能夠讓學生精神起來,從而使你的課堂成功有了一半的保證。
那么,好的問題有什么特點呢?
 
第一,要有挑戰性,要抓人眼球。比如,每每講到辛亥革命,必然要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辛亥革命為什么能夠成功推翻清政府。
 
如果平鋪直敘地提問,學生會覺得很平淡,但如果我們包裝一下這個問題,效果就不一樣了。比如:太平天國運動經過十四年,動員了幾十萬軍隊,遍及中國十四個行省,結果沒有推翻清政府;武昌起義三千人,三個月就推翻了清政府,為什么?
 
其實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這個要探討的問題并沒有變。但是這樣一來,學生就有可能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了,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就集中了,開始也認真讀相關的史料了。
 
第二,在提問的時候,最好盡可能自然地把基礎知識包含在問題當中。這樣一來,為了解決問題或者完成這個任務,學生就不得不去學這個知識。
 
比如,講二次世界大戰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我們就可以這樣設置問題——如果你是王軍統帥,要開辟第二戰場,你會選擇哪個登陸的地點?給出你的答案,并且陳述你的理由。
 
學生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然要考慮戰場的形勢,考慮當時的政治、經濟因素,尤其還要考慮法國北部的地域特點——潮汐、氣侯、土壤等等。
 
這樣一來,這個問題很自然地就把政治、歷史、地理等一干基礎知識一下子都融進去了。如果教師單純地向他講述法國北部的地理概貌知識,他可能沒這么感興趣;但如果他是為了完成任務而去主動查找、學習,那他的勁頭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值得我們教師去反復錘煉的。我教理科班的歷史,主要精力就花在設計問題上,不斷地想去完善、優化這些問題。
 
第三,問題和主體之間,要盡可能地體現關聯性。我發現,如果我的課效果不好,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往往就是幾個問題相互之間是平行并列的;而效果好的、讓學生高度參與的課,往往都是先由教師提出一個主要的問題,然后根據這個主要的問題再延伸出一些相關的問題。這個問題之間要有關聯性。
 
以上所述,其實都是技術層面的。我覺得,在當下中國,一個老師——尤其是教文科的老師,一定要有一種求“道”的精神。
 
就我個人而言,原先我本想做一個有教育情懷的公眾知識分子,但是,我后來發現我的能力不夠,勇氣也不夠。于是,退而求其次,我想做一個有公眾情懷的教師,做一個好的老師。
 
對于公眾情懷,我是這樣認識的:
一個老師只有關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并將自己對自由民主的思考拿出來與別人分享;只有敢于自然地說出真相,如同小鳥正確地啼叫出黎明;只有讓自己的視野突破教育教學的局限,把無限豐富的世界帶進課堂,才能擺脫壓迫者的教育學,才能點燃青年學生與生俱來的正義感和使命感,才能培養出未來國家真正的棟梁。
 
這種精神,正像索爾仁尼琴所說:一句真話的分量重于整個世界。

怎么上課,學生才會喜歡

隨著學校改革的深化,我逐漸從另類變成主流,甚至被表揚了,于是,到外面參加活動的次數減少了。應該說,我其實并沒有變,而是學校變了,變得越來越像學校了。
 
學校本來就不應該是考試工廠,而應該是尋求真理的地方,是學生的求知欲能夠得到自然釋放的地方,是師生在松弛的狀態下與真我相遇的地方。
來北京之前,由于受到《讀寫月報·新教育》主編李玉龍等朋友的課程觀的影響,我早就嘗試著推翻教師的課堂霸權。每一次組織公開課活動,都是大家聲討課堂霸權的派對,甚至大家對朋友也是毫不留情。
 
所以,當學校拉開改革大幕,提出“課堂不是教師自我展示的舞臺,而是學生學習的場所”時,我感覺來對了地方。過去,我們大多數時候考慮教師怎么講得舒服,很少考慮學生怎么學得舒心。
 
2012年11月,我在國際金融博物館實踐了一把推翻教師課堂霸權的課——應《看歷史》雜志邀請,參加一個歷史嘉年華的公益活動,那天公開課的題目是“鴉片戰爭”。在一些歷史學者面前講歷史課,這是平生第一次,我“收斂”了許多。由于是對話式課堂,扮演“學生”的觀眾和學者們發言機會多,且質量高,我忍不住露出教師的嘴臉大大表揚了他們一番,下面的“學生”哈哈大笑。好玩!
 
課后點評嘉賓是歷史老師袁騰飛和澳洲華人作家雪珥。估計是看朋友的面子,袁騰飛嘴下留情,說了些好話,雪珥則非常專業地從貿易的角度剖析了鴉片戰爭的真實起因,證據工作做得很扎實,十分受教。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要干好教育這一行,絕對不能只在教育圈中混,絕對不能只讀教育方面的書,恰恰相反,應該盡可能多地和教育圈外的人交往,盡可能多地讀教育以外的書籍。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大多數明白人不在教育圈,要聽到明白人講明白話,我們經常需要把耳朵豎起來,伸到教育圈外。
 
讀再多的有字之書也不能代替生活這本無字之書,同理,聽再多高明的看法也不能代替自己親自去體驗一把,百聞不如一見嘛。以前就讀過一些有關西方教育的書籍和文章,也聽人講過西方教育的趣聞,但是,真正客觀、全面地審視西方教育,則是在來北京后親自去美國部分公立和私立學校轉了一圈后才開始的。
 
2010年,我們一行人到美國頂尖的私立學校和普通公立學校聽課座談,前后待了15天。這次美國之行,一方面印證了我對美國學校的一些正面看法,譬如,課堂以學生為主,課堂氛圍自由、民主,學生可選課程較多,好學校的課程難度超過中國,拔尖學生的教育非常個性化。
舉個例子,達拉斯市一所私立學校的生物教室里居然有停尸間,其拔尖學生的生物課是按照大學標準來開設的。與中國的教育相比,美國學生好比是原生態蔬菜,中國學生則是大棚蔬菜,尤其拔尖學生之間教育的差異巨大,美國對拔尖學生的培養力度遠超中國。
 
另一方面,我對美國公立學校也產生了以前不曾有過的一些看法。在公立學校,很少有學生跟我們打招呼,而在私立學校則相反;在公立學校,學生穿著十分嘻哈,甚至有男、女生公開勾肩搭背,而在私立學校,學生穿著整潔大方的校服,活潑而不喧鬧,女學生有淑女范兒,男學生有紳士范兒。
 
除此以外,由于美國州權很大,每個州都有自己的課程標準,這種情況往好的地方說是因地制宜,往不好的地方說就是參差不齊。再加上美國教師有兩個強大的工會——全美國際教育協會和美國教師聯合會。工會本來是為保障教師的權益應運而生的,后來卻漸漸坐大,凡涉及教師權益的問題,如教師福利、晉升、科研、道德標準以及處分等,政府部門都要與之商討并獲得其同意。
 
這兩個組織上通聯邦政府,下聯州政府,左右著全國的教育政策。美國的中小學教師有了這兩把強大的保護傘,很容易就能獲得終身教職,形成了吃大鍋飯的局面,所以缺少積極性。最終,公立教育形成了這樣的惡性循環——工會綁架政府,政府保護教師,教師綁架學生,學生只有混日子。
 
有數據說美國平均每一個上課日就失去7000名學生,每年加起來一共有120萬學生輟學,其中絕大部分是公立學校的學生,大約只有70%的高一學生最后能畢業。幾百萬十五六歲的輟學者成天在街頭游蕩,輟學者集中的區域也成為社會問題集中發生的區域。
 
與此相對照的是,中國的公立學校系統有一定的優勢。為適應應試的體制,中國的公立學校有統一的課程和考試標準,中學畢業后具備起碼的閱讀和計算能力的中國學生比例可能會超過美國,至少中國學生人人會背九九乘法表而美國學生則很多都不會。
 
雖然我個人十分反感應試教育,但客觀地看,也許應試教育在當下能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這不僅僅是因為它讓教育的公平性有所保障,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它適應了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需要,為中國成為制造業大國提供了人力資源支持。作為制造業大國,中國首先需要的是大量的合格勞動力,即中低端人才,這是應試教育能夠提供的。
 
應試教育固然不能直接提供具有相關技術的熟練工人,但能夠提供具有相應學習能力的潛在熟練工人。
對制造業而言,中國的應試教育有以下優點:
其一,全國一個標準。這對于培養高層次人才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災難,但對培養中低端人才來說,卻是一個合適的教育體制,這使得應試教育體制下的畢業生具備底線之上的聽、說、讀、寫、算的能力,為他們成為熟練的工人和優秀技術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之所以成為備受外資青睞的國家,既有基礎設施發達、政策優惠的原因,也有廉價而素質較高的勞動力因素。
如果僅僅就廉價而言,印度的勞動力比中國更廉價,工資僅相當于中國的一半,但外資更喜歡中國,原因之一就是印度工人的素質相對較低,印度的文盲占到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而在今天的中國工人中要找出一個文盲,難度很大。
其二,應試教育在扼殺人的創造性的同時培養了人的忍耐力和服從精神。
這兩個優點,恰好是制造業所喜歡的“人才”特點。
 
教育的目的不能由社會來給定,而應該由學生自己來選擇,因為學生才是教育活動中的存在主體,只有學生自己對教育滿意了,那才是合理的教育。
 
在工業化時代的中國,能夠服務于學生未來生存的教育未必是優質的教育,但可能是合理的教育,中國目前的教育模式可能培養不出大師和領軍人物,但的確能培養出達到一定文化標準的工人和技術員。畢竟,教育的本質是為了人類的生存發展。
 
為什么這么講呢?
 
教育是人類的狡黠之處,憑借教育人類才能戰勝其他物種而成為世界的主宰。當獅子攻擊牛群時,牛們常?癖紒y逃,而當獅子攻擊更弱小的人類時,人類卻在經歷短暫的慌張后,迅速組織起反攻,獅子從獵手變成了獵物。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異?牛們不懂得合作和奉獻能夠給整個族群帶來更大生存機會的道理,更不懂得族群生存的機會大了,個體生存的機會也相應增大的道理,而人類在經過了多次痛苦的經歷后,通過教育把這些道理傳授給了后代,不僅如此,還把使用工具的技能傳給了后代。人類一代又一代累積的智慧通過教育讓后代得以分享,這是人類越來越強大的根本原因。
 
可以這樣說,教育是人類的“大殺器”,它比鋒利的爪牙和堅韌的皮膚更管用。
 
難道動物世界不存在教育嗎?廣義的教育當然存在,譬如,母獅帶著幼獅潛伏狩獵,這是一種我們今天叫作體驗式的教育,具有直接、深刻、實用的特點,但在進化史中,身教只是一種原始低級的教育形態,言傳的意義要比身教偉大得多。人類發展出言傳即語言教育的那一刻,是整個自然界的大事,是其他物種悲劇的開始。
 
有了語言做教育的工具,人類可以離開狩獵場,隨時模擬出狩獵環境,可以頻繁地進行狩獵教育。此時,即便模擬環境不如真實環境逼真,但由于訓練頻率大大超過其他物種,訓練的內容遠遠超出技能范疇,還包括了勇氣、責任、判斷力等,人類與其他物種的教育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人類變成了終極獵手。所以,教育本質上是人類生存發展的一種需要,或者說,教育必服務于人類的生存發展。
(來源:東成西就教育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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